历史底蕴

西南二士 铁轮有书

[作者:蔡东 发布时间:2021-06-11 17:42 来源: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

西南二士 铁轮有书

——左翼作家张天虚墓

西南二士


照片1:张天虚墓

滇池畔西山上青翠的松林中,安葬着两位生命同样短暂,同样英名不朽的年轻人。一位是大家熟知的人民音乐家聂耳,另一位便是青年文艺工作者张天虚。郭沫若为他们二人都撰写了墓志铭。在张天虚墓志铭中,郭沫若写道:

西南二士,聂耳天虚,

金碧增辉,滇海不孤。

义军有曲,铁轮有书,

弦歌百代,永示壮图。

这里,郭沫若把聂耳和张天虚并列,称颂他们为“西南二士”,就像金马、碧鸡相互辉映一样,为昆明增添了新的光彩。

“义军有曲”,自然是指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铁轮有书”说的是张天虚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创作的长篇小说《铁轮》。

不用说,聂耳和《义勇军进行曲》早已广为人们熟悉,而长期以来,知道张天虚和《铁轮》一书的人却不多,读过它的人则更少。这主要原因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铁轮》出版之后,至今没有再版,很难找到,而《铁轮》出版之后,张天虚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直接走上抗日战场。繁忙紧张的战斗生活,虽然为他继续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除了一部中篇小说《五月的麦浪》外,多是短小的话剧、报告文学或政论文章,没有机会再进行文学巨著的创作,加之他英年早逝,从而淡出了文坛。



照片2:张天虚著长篇小说《铁轮》

照片3:张天虚著长篇小说《铁轮》内页

据相关资料介绍,《铁轮》是一部超大型的47万字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主人公潘祥生由贫苦农民到成为红军战士的经历以及王振武由徘徊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知识分子的艰苦历程,为读者展示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是一幅丰富生动的“世界动荡核心的中国全面影”。同时,作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用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出历史车轮前进的轨迹和发展趋势,表现出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铁轮》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写文章评论:“我们展开《铁轮》看,内容几乎全织进了总的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构成形态,……我们读着《铁轮》,感到自身在经历着一个孕育着暴风雨的天气,在沉重的阴郁中,却时有猛烈的闪电劈射。……《铁轮》作者的伟大企图,是相当地成功了的”。有人写诗赞叹这部恢宏巨著:“人间丑态从头写,曾使文坛老将惊”。茅盾指出,《铁轮》是张天虚“痛心于十年‘内战’的抗议”。郭沫若说:“天虚这部《铁轮》,对于目前在上海市场上泛滥着和野鸡的卖笑相仿佛的所谓‘幽然小品’,是一个烧夷弹式的抗议。”

《铁轮》显示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实践,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进入“新的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之一。

张天虚和聂耳

照片4:聂耳与张天虚

照片5:聂耳与张天虚1935年4月在东京

聂耳和张天虚在辛亥革命先后一年出生在滇池之滨的昆明城和呈贡,他们同


时在昆明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中学时期,都是学校中思想进步、成绩优秀、热爱文艺,参加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聂耳和张天虚在爱国学生活动中相识,并成为好朋友。他们都在1930年,离滇出走到了上海,从事革命文艺创作。只不过,聂耳从事的,是音乐创作,而张天虚从事的,是文学创作。在上海短短几年里,他们的才华和勤奋结下了丰硕的成果,并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他们又分别到达日本东京。不幸的是聂耳在日本溺水身亡,而张天虚成为聂耳丧事办理者,并将聂耳的骨灰送回上海,由亲属带回昆明安葬于西山。6年之后,张天虚病逝昆明,亦安葬在聂耳墓附近。从此,“滇海不孤”,他们都怀着对祖国、对家乡深沉的爱,也怀着壮志未酬的遗憾,长眠故土。他们虽然英年早逝,但“弦歌百代,永示壮图”。

青年进步学生

照片6:童年张天虚


张天虚出生于1911年12月8日。呈贡龙街人。张天虚的父亲张向辰,字吉斋。母亲姓王。张天虚原名张鹤。他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家开设一个油盐酱菜店,由于龙街是县城边一个兴旺的市集,地处交通要道,生意还算不错。

张天虚自幼聪颖,5岁时即到龙街龙翔寺小学读书,后又被送到呈贡县城小学读高小,14岁时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

张天虚在一中时,对文学创作特别感兴趣。在楚图南、罗稷南等名师的指导下,写作水平大为提高,习作常常贴堂展览。同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文学书刊,思想进步很快。他参加了秘密进步团体“云南青年努力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宣传演出活动,声援“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反对军阀统治。1927年春季,张天虚进入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预科学习。

1929年7月,龙云的冤家对头胡若愚、张汝骥等组成“靖滇军”,围攻昆明。7月11日,昆明守军参谋长孙渡恐北郊商山寺的火药库为对方抢占,遂用牛车将存于该寺的大批火药搬运人城,暂存放在北门街临时火药库。因运输、保管不善,引起火药爆炸,造成严重后果。这就是昆明“七·一一”火药大爆炸事件。爆炸事件受灾达320户,其中死亡320余人,重伤残废579人。惨案发生后,中共云南地下党立即通过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济难会”,号召青年学生起来组织服务团为灾民服务。张天虚积极参加了救灾活动和演出,在这些活动中,他认识了聂耳,并和聂耳结为好朋友。

左翼作家


照片7:张天虚在上海

1930年,昆明政治形势恶化,云南当局加紧对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的镇压,张天虚被迫离滇出走到了上海,从事革命文艺创作。

张天虚“从不愿写那一般刊物杂志上流行的,大多充数的无聊东西,”而“以一颗忠实的,为大众服务的心”,努力创作反映社会真实的作品。他到码头去体验工人的生活,到军队体验军旅生活。很快,他写了一部四五万字的中篇《黄浦滩头的梦》,并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铁轮》。这时,他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长篇小说《铁轮》的创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1933年7月,张天虚把《铁轮》稿寄给茅盾看,茅盾对书稿提出了意见并给予了鼓励。1934年5月改定文稿后,送到印刷所去排印。刚要付印,印刷所被火烧了,一切化为了灰烬。

1935年,张天虚东渡日本,一边参与郭沫若创办的《东流》杂志编撰工作,一边重抄《铁轮》书稿,送请郭沫若审阅,并请为之序。郭沫若在“序”中盛赞了张天虚的这种“青年人的气概,青年人的雄心,青年人的正义,青年人的努力”。他说:“天虚以一个不满23岁的青年费了3年的心血,经了几次的曲折,写成了这一部50万字的《铁轮》,这正是我们年轻人的应有的气概,不管他的内容是怎样,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了”。

此时,聂耳也从上海到日本。聂耳抵达东京后,和张天虚同住一间宿舍。聂耳罹难后,他悲痛万分,立即奔赴藤泽鹄沼海岸现场,与日本当局交涉并亲理善后。聂耳追悼会上,张天虚写了《聂耳论》一文作为悼词,对聂耳精神作了高度评价。其后,他又与蒲风一起,主编了第一部《聂耳纪念集》。1936年,他亲自把聂耳的骨灰护送到上海,让聂耳之魂,归还故土。

在几个好友的奔走相助下,经过许多磨难,《铁轮》终于以“东京文艺刊行社”的名义,于1936年12月在上海出版。

战地记者

“七七”事变后,张天虚到了延安,参加了丁玲任主任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并任通讯股长。他们冒着敌人炮火,活跃在陕西、山西一带。短短几个月中,张天虚创作了独幕话剧《王老爷》。《王老爷》首演时,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毛泽东还送给张天虚一支钢笔以示奖励。此外,还先后发表过《两个俘虏》、《雪山道中》、《我们的小鬼邓超》等作品。


照片8: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

1938年初,云南组建第六十军开赴前线抗日。此时,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主动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联系,要求延安派人到该师工作。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派周时英、张天虚等云南人到一八四师工作。他们在一八四师建立了党支部,周时英任书记,张天虚负责宣传组织工作。张天虚主持编印了一份名为《抗日军人》的小报,宣传党的主张,报道战地情况,先后发表了《运河的血流》、《血肉筑成的长城》、《活捉铁乌龟》、《指挥所里》、《火网里》、《杀过单城集》等作品,很受官兵欢迎。

照片9:坚守禹王山的滇军


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一八四师奉命坚守制高点禹王山。一八四师坚守禹王山27天,不仅成功地抵御了敌人潮水般的进攻,还发起反冲锋,大量杀伤了日军,立下战功。其中,张天虚等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病逝昆明

过度的劳累和战场艰苦的生活,使张天虚的肺结核病越来越重,1939年初,张天虚不得不离开战场,回到昆明呈贡家中养病。

1940年,张天虚病情稍稳定后,即辗转去到缅甸仰光,参加当地华侨报纸《中国新报》的编辑工作,发表了不少社论和文章,并经常到华侨中去演讲,分析形势,宣传党的抗日思想,反对投降派。由于操劳过度,身体日趋羸弱,1941年1月,张天虚从仰光赴腊戍,然后转乘汽车返回昆明。同年8月10日病逝,终年30岁。

1943年,张天虚被安葬于昆明西山原聂耳墓左侧。张天虚墓为圆形,三级石阶层层收缩,最上一层正中立圆柱形墓碑,正面为张冲题“青年文艺工作者张天虚墓”。背有郭沫若撰写的墓志铭500余字。1983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位于呈贡龙街的张天虚故居,也于1986年5月由呈贡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楚图南特为之题字:“张天虚故居”。2011117日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那里,陈列展出张天虚在各个时期参加革命活动的照片和他的文学创作作品。

照片10:张天虚呈贡龙街故居

附:张天虚墓志铭全文

天虚年仅三十耳。长才未尽,赉志而殁,惜哉!八年前游学日本时,曾挟其大作《铁轮》访余。人谦抑而有气度,机敏而坦白,余见而敬爱之;曾为其《铁轮》作序。君忧国之念甚深,在东垣纠集同志作文艺及其他活动;要在求祖国之独立与民族之解放也。君之归国,早余一年,“七七”变起,曾赴西北参加丁玲所领率之青年战地服务团。未几南旋,随张云鹏将军从事政工,曾参与台儿庄、武汉外围诸战役,继因故去职,返滇从事教育,仍不如意,拟再返西北;甫抵渝而肺疾以作。此民纪二十八年事也。西北之行未果,应友人之邀,复转道赴仰光,任《中国新报》编政。力疾服务,勤劳有加,尽力启发侨胞,打击敌伪,盖已早置生死于度外矣。不幸疾转剧,咯血过猛,曾亘月昏睡,失去意识。乃不得不回乡疗养,卒以三十年八月十日长逝于昆明西郊之赤甲壁。君尚未婚。著作除《铁轮》外,尚有小说及报告多种,均待刊行。君之家在呈贡,住于滇池东岸,风光明媚之地也。严君因恸君之丧而相继病殁,有母在堂,尚余弟妹。后死友人难忘其职责,谨为卜茔于昆明西山聂耳墓之旁,非以媚死,欲以为青年百代之表率耳。余归国后,曾与君相遇于武汉及桂林,君之音容,尚仿佛在余耳目。君年少于余者二十岁,孰意铭君之墓者亦为余耶!然在君亦复何憾,虽未永年,业且不朽。

铭曰:

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洱不孤。

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百代,永示壮图。

               郭沫若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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