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寺塔建设始末
[作者:蔡东 发布时间:2021-06-11 17:33 来源: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
东、西寺塔建设始末
如果历史的时光隧道可以穿越,让我们回溯进入一千一百八十六前的拓东城。这个拓东城,就是今天的昆明城。
公元831年,某月一天的黄昏,夕阳像一个红色的火轮,在滇池西岸的西山缓缓落下。晚霞灿然,为东岸的拓东城城池楼阁抹上温暖的橘红,辽阔的湖面波光粼粼,美丽而安谧。此时,碧鸡关上,出现了由几乘轿舆和大队兵马组成的队伍。
这支来自洱海边太和城的队伍,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到达碧鸡关隘口时,终于见到此行的目的地——拓东城。美景如画,队伍停了下来,稍作停息。此时,一位衣着华贵的少年走出了轿舆,默默的注视着夕阳下的湖光山色,如释重负般的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轻轻地感叹说“终于到了”。
他,就是南诏国第十代国王,年仅14岁的晟丰祐。晟丰祐年纪虽小,登上王位已经有7年。但晟丰祐此行,并不是一般的巡视国土,他打算在拓东城长期居留,不想再回到他的国都太和城。
拓东城建造于公元765年。所谓“拓东”,即为“开拓东境”之意。谁在“开拓东境”呢?那就是位于滇西、以大理作为王都的南诏国。当时,南诏国第五代王阁逻凤趁唐朝发生安史之乱之机,击败长期统治滇中和滇东的爨氏,占领了滇池地区。在“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的昆川修造了拓东城,设拓东节度,并以此为据点,进而威胁滇南,进占滇东北。
滇池地区自然环境及社会基础较为为优越。经过近70年的发展,拓东城已经成为南诏国第二大城市,并处于南诏国疆域的中心位置。同时,由于国都大理受到北方吐蕃的威胁,南诏第七代王寻阁劝就曾将拓东城定位于“东京”,作为“陪都”。
晟丰祐作为南诏一国之主,又被大唐帝国封为滇王。他为何要将王族的发源地和权力中心银苍玉洱王都抛在脑后,有意避居遥远的金碧湖山呢?
这,要从当时南诏的国事说起。
南诏国是一个藏缅语族的乌蛮和白蛮族群,集合境内各族群(包括汉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所谓诏,意即大首领、大酋长统治的部落联盟。唐朝初期,云南洱海地区出现现了六个比较大的部落联盟,史称六诏。其中,蒙舍诏在其他五诏的南部,又称为南诏。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细奴逻当上了蒙舍诏诏主。由于细奴逻制定了“独奉唐朝为正朔”的正确政治路线,得到了唐朝皇帝的支持,被敕封为巍州刺史。此后90年间,经过细奴逻、逻盛、盛逻皮至皮逻阁四代诏主经营发展,南诏不断发展壮大,终于于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统一六诏,建立了南诏国,定都于大理太和城。皮逻阁亦被敕封为“云南王”,隶属于唐。
南诏国奉细奴逻为第一代南诏王,统一六诏的皮逻阁为第四代南诏王。不过,南诏国建立后12年后,公元750年,第五代南诏王阁逻凤即因受到唐朝派驻云南负责监视与控制南诏的姚州都督张虔陀的侮辱,遂起兵攻破姚州,杀死张虔陀,并举兵北上,占据了越嵩都督府管辖下的三十余个州县与部落。南诏在此区域设置“弄栋节度”,成为南诏“六节度”之一。从此,南诏与唐结怨,由此引发了此后45年南诏联合吐蕃(西藏)对抗唐朝廷的局面。为此,唐朝廷多次派大军征讨,均告失败。加上安史之乱,无暇顾及西南,南诏迅速扩展壮大,最强时期,其疆城包括今云南全省和四川、贵州、广西一部分,势力达越南、缅甸、老挝,称雄于祖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
照片1:南诏王室图
直到公元793年,第六代王异牟寻才又重新归顺唐朝。异牟寻派大批王室子弟到成都学习汉文化,加强加深了与中原内地的联系,促进了南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不过,公元808年,异牟寻去世后,第七代南诏王寻阁劝在位仅一年便病卒,由当时年仅12岁的儿子劝龙晟继任第八代南诏王。从此王朝大权旁落,朝政被弄栋节度使王嵯颠把持。
王嵯颠为了控制朝政,7年后以“肆虐不道,上下怨疾”的罪名杀害了长大成人的劝龙晟,将劝龙晟15岁弟弟扶上王位作为傀儡。尽管噤若寒蝉的劝利晟不敢过问政事,除了多次遣使入唐朝贡,得唐赐“南诏王金印”外,便是潜心于佛教,修寺建塔,逃避于妙香佛国之中。他的父亲寻阁劝在位时,曾将拓东城(现昆明)设为“东京”,于是他经常到东京居留,欲摆脱王嵯颠的羁绊,结果于公元824年莫名病逝于东京。年仅23岁。有的史料说,劝利晟曾打算废除王嵯颠,自己亲政,结果被嵯颠暗害。
劝利晟死后,他的儿子、仅有7岁的晟丰祐成为第十代南诏王。朝政依然由王嵯颠把持。年幼的晟丰祐以清平官赵文奇为国老,印度高僧赞陀崛多和禅师李成眉为国师,学习汉文化、中原书法和佛学,由此打下中原文化和佛学的深厚基础。
时光荏苒,晟丰祐日渐长大。在叔父被弑杀,父亲莫名去世的阴影下,为了保全自己,他一心问佛,研读汉籍经典,绝不过问朝政。虽然他无法打理朝政,但也利用他的影响大力支持本主信仰,废道兴佛,使得佛教密宗阿吒力教和禅宗在南诏境内的空前兴盛,佛教建筑大量兴起,特别是佛教寺院的标志性建筑——佛塔受到了格外重视。同时,晟丰祐也不忘祖父和父亲的心愿,欲将南诏王族的统治中心东迁至东京,这不仅可以逐步减轻王嵯颠的束缚,而且那里距离中原更近。
于是,公元829年,他下令在拓东城修建宫室和慧光寺及佛塔。两年后,晟丰祐便以巡视之名,来到了滇池之滨的东京拓东城。
二
晟丰祐到达善阐城拓东之后,将拓东城改名为善阐并“树碑于金马以纪方物”,记载其山川景物之胜绩,以提高善阐城的地位,并从此在善阐定居下来,直到公元859年病逝。
晟丰祐生前,因仰慕中原文化,欲改变他们蒙氏王族的名字收尾相接的连名制,即父名的尾字,即为儿子名的首字。如阁逻凤——凤伽异——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晟丰祐等,自称“丰祐”,因此古代史籍中,也常称其为“丰祐”,以下行文中,也已“丰祐”相称。
丰祐抵达善阐城时,为他营造的宫室已经完工,惠光寺也初具规模,但惠光寺塔的建设却进展缓慢。这是因为丰祐仰慕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筹划建构的惠光寺塔是一座具有中原风貌的高达十三层的密檐式方形的砖石结构宝塔,体量巨大。这样高大的建筑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是空前的,何况这类塔当时仅出现在中原内地,云岭之南的人别说建造,甚至连见过的人也很稀少。虽然为建造此塔专门请来了内地的恭韬、徽义、徐立等工匠,但他们面对湖积平地松软的土层仍然颇费踌躇。建造工作艰难而进度缓慢。
照片2:大理崇圣寺塔
更有甚者,两年之后的公元833年,掌控南诏实权的王嵯颠下令建造大理崇圣寺内的千寻塔,并调正在建造惠光寺塔的中原内地的匠人恭韬、徽义、徐立等前往大理施工。对此,丰祐无可奈何,而这批工匠不敢怠慢,只有停下惠光寺塔的工程,先去大理。直到八年后,大理千寻塔完工,才又返回善阐,继续惠光寺塔的建设。此后又经历了八年的建设,直到公元849年,惠光寺塔才建造完工。
从建造过程看,惠光寺塔前后用了20年的时间,但除去等待的八年,实际施工时间为12年。当时建塔,并不像现在搭脚手架,也没有吊车之类。据传采用的是“堆土建塔”与“挖土现塔”的方法进行,即采用垫一层土修一层塔的方法,塔修好以后,才将土逐层挖去,让塔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建塔必须堆垒一个同样高大的山丘,仅此一项,可见工程量之浩大。
建成的惠光寺塔是一座十三层的密檐式四方空心砖塔,塔高35.54米,基座为正四边形,边宽12.5米。它高大的身躯矗立在善阐城大多为一、二层的房屋建筑之中,犹如擎天之柱,显得无比高大雄伟。四方来的行人,只要到达碧鸡山或金马山俯瞰城市,首先就会看到他伟岸美丽的雄姿而倍感到惊讶。塔内设楼梯可转级而上,除底层和最高层外。每层四面各开券洞,夜来塔内燃灯,灯光透过窗洞,灿烂如同天上的星宿。悠扬的铃铎声随风吹送,声闻四野。在佛教信众眼中,塔就是佛的化身,铃铎之声,就是佛音。
经历了20个寒暑的等待,已经步入中年的丰祐终于见到了惠光寺塔的完工。见到此胜景,他认为是佛的祐护,心怀感恩之情,决心再建一座同样的寺院,再建一座同样的宝塔。于是,经过一番筹划,5年之后,在惠光寺的东边动工兴建常乐寺,并在寺内建造了与惠光寺塔形制一样的寺塔。只不过惠光寺塔更为高大,增加了5米,高达40.57米,而最下层边宽收缩了0.5米,因此常乐寺塔更显得峻峭挺拔。此次有了建塔的经验,仅仅5年之后,常乐寺塔便宣告建成。
不过,就在常乐寺塔建成的公元859年,丰祐没有来得及尽情欣赏和领略惠光寺塔和常乐寺塔的万种风情,即病逝善阐城。年42岁,谥号昭成王。
丰祐死后,嵯巅自任摄政王,南诏老臣段宗牓认为他将篡位登基,于是设计将其诛杀,结束了这个一代枭雄把持朝政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
三
照片3:双塔雄风
方国瑜先生说“丰祐长居善阐城,为巩固统治政权而利用佛教,故是时修寺建塔也。”但是,丰祐最终没能夺回政权,也没有没有完成“迁都”的愿望,但不经意间,却为后人留下了建筑艺术的瑰宝。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惊讶地发现,惠光寺塔和常乐寺塔不仅是一座综合体现了佛教禅宗和密宗阿吒力理念的佛塔,寄托着千年前当地人的宗教追求,而且高大雄伟,美轮美奂,体现了高超的建筑设计和建筑工艺水平。而且,它们既展现了中原内地佛塔的风采,又融入了南诏佛教文化的韵味.闪耀着统一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交融的奇光异彩,成为中华文化交融性和多样性的象征,
双塔采用了中原地区汉传佛教流行的密檐式四方砖塔形式,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南诏建筑艺术的影响,但惠光寺塔和常乐寺塔也不是单纯的模仿和移植。与内地密檐式四方砖塔相比较,无论在艺术造型、砌置方法以及构件配置方面都有诸多不同之处。
从造型特征看,内地密檐式四方砖塔轮廓线条较为平直,最宽处是第一层,然后层层收分,直至塔顶;显得庄严稳重,而惠光寺塔和常乐寺塔塔身最宽处不在第一层,而在塔身约当三分之二处,使塔的轮廓略呈优美的流线型,显得流畅与浪漫灵动。
从构件配置看,由于善阐城地下水位较高,惠光寺塔和常乐寺塔基部不设地宫,而在塔顶四方置铜制伽楼罗,又名大鹏金翅鸟,俗称金鸡,传说伽楼罗能降龙,可以镇水患。这是滇密信仰的反映,也是云南佛塔独有的标志。相传这4只伽楼罗,在冬春风多季节,还会“喔喔”啼叫,远近都能听到。
双塔的建立,满足了不同受众的心理需求,极大地提高了善阐城的城市形象和文化品位。
照片4:塔身上的佛龛.
惠光寺塔和常乐寺塔建成后,除了接受信众的顶礼膜拜,也成为一道靓丽的景观。
昆明古代状物抒怀的诗词中,“双塔”是一个常见的词汇。如元代白族文人王升的《滇池赋》写了昆明八景,其中就有“双塔擎天”一景。云南第一部志书《云南志略》的作者李京骑马刚到昆明时正好雨过天晴,他一眼见到的就是“天际孤城烟外暗,云间双塔日边明。”(《初到滇池》)。
明代洪武年间谪居云南的昆山人史谨描述昆明城时,看到的是“城南双塔高嵯峨,城北千山如涌波”。明代昆明隐逸诗人登上碧鸡山太华寺,放眼望去,只见“湖势欲浮双塔去,山形如拥五华来”,杨升庵赞其句“善状景物”。
清代诗篇中,大观楼长联作者孙髯的《大观楼》诗中有“听唱竹枝来小咏,醉看塔影忽双飘。”钱南园在《阿姑祠》诗中有“一夜风吹西寺塔,霜空不断响铃声。”其他亦有“海高双塔小,天阔一帆闲”,“海果变为田,盛衰阅双塔”,“天涵水面浮双塔,地涌波心耸一楼”,“片帆影远入云小,双塔烟寒与浪浮”,“双塔铃声摇夕照,万家灯火乱寒星”等等佳句。
在古代诗人的眼中,近看双塔,高峭巍峨,直耸云间,是昆明城繁华的象征之一。远观双塔,飘浮于湖光山色间,飘渺如同海市蜃楼,美不胜收。双塔的铃声,伴随着昆明人的朝夕晨昏、春夏秋冬,双塔的的身影,见证着昆明的历史沧桑。
四
那么,一个问题自然引起人们的兴趣,是谁?设计了这样惊世绝伦的建筑艺术杰作呢?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南诏第十代国王丰祐是建塔的始作俑者和主导者,而实权在握的王嵯颠是建塔的监督者或默许者,他们都可能对佛塔的建筑形制有所影响,但也都不可能亲自设计塔的建筑形式。
从惠光寺塔的建筑特色看,设计该塔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对佛教,特别是汉传佛教禅宗有精到的认识;二,对中原内地的寺塔建筑特别是密檐式塔有深切的理解;三,对流行于南诏国的佛教密宗阿吒力教以及民间信仰亦相当熟识;四,在朝野中有较高的威望,并与丰祐、王嵯颠等上层人物关系密切。
各种史籍上曾零散的提到关于惠光寺和崇圣寺塔的修造者除了晟丰祐和蒙嵯颠、还有恭韬、徽义、徐立以及李成眉等。其他还有提到尉迟恭韬、尉迟敬德的,但多不靠谱,方国瑜先生已经判断尉迟恭韬、尉迟敬德均为恭韬的误传。
恭韬、徽义、徐立等是晟丰祐从中原请来的身怀绝技的大工匠,自然对惠光寺塔的建构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不具备上述条件的第三、第四项。也不可能成为塔的设计者。
具备上述四个条件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李成眉。
李成眉是大理人,早年在大理游化,对本地阿吒力教有着相当的了解,后受南诏派往内地学习中原佛教、拜师求法,继承了禅宗菏泽派与净众系的禅法,后回大理积极弘化,是南诏禅宗的第二代传人,人称李禅师贤者。李成眉常年在内地求法,自然对内地寺院建筑和佛塔建筑十分了解。丰祐继位后,李成眉被聘为国师,与丰祐、王嵯颠等上层人物关系密切。只有他,才能设计出崇圣寺千寻塔、惠光寺和常乐寺塔这样融会贯通中原与民族地区文化的佛塔。
清代曾住常乐寺的僧人释圆鼎所著云南古代僧人之传记《滇释记》曰:“圣师李成眉贤者,长庆间游化大理,时南诏昭成王礼为师,乃建崇圣寺,基方一里,塔高三百尺。时王嵯巅为钦督官,塔寺殿庑成。”王本《南诏野史·丰祐传》曰:“开成元年,嵯巅建大理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三十丈,自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功始完。匠人恭韬、徽义、徐立。”
这里虽然说得是崇圣寺,但惠光寺塔和千寻塔是同一年代的建筑,形制大体相同,施工工匠又是同一批人,因此可以断定,李成眉亦是惠光寺塔和后来的常乐寺塔的设计者。
五
惠光寺和常乐寺原为昆明城南的两座相距不远的的寺院。由于惠光寺在西,所以俗称为西寺;常乐寺在东,称为东寺。寺内之塔,也就分别称为西寺塔和东寺塔。多年的口口相传,惠光寺和常乐寺的名称反而鲜为人知,西寺塔和东寺塔成为其耳熟能详的通称。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西寺塔和东寺塔也曾遭劫难。
明代弘治已未(1499年)十二月初五,昆明发生大震,致使西寺塔发生局部坍塌。镇守云南太监见到此景心里非常难过,立即捐资,委任云南后卫前所镇抚花俊负责组织修缮。花俊是一个磊落能干之人,奉命后即组织工匠,募集不足资金,仅用了一年就将坍塌之处修复,并且按旧制整饰焕然一新。
此后,曾流传说此次地震,造成西寺塔西寺塔倒塌,现存西寺塔是明弘治时期重新建造之物。不过,从后来在塔内发现的当时的《西寺塔建塔存功记》看,当时应当只发生了塔刹倾颓的现象。文中说“有司者收录内外,惟颠额少有铜铁杂物,亦无文字演评,以稽其事。”颠额,就是倾颓的顶部。而且修复施工期仅有一年,工匠中也只有泥水匠、铁匠和木匠等。如果西寺塔全部倒塌重建,显然,一年的时间和几位工匠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何况后来在墙体上仍发现保存着南诏时期的墙砖。
不过,两塔之中,东寺塔确实是清代重建之塔。
东寺塔自建成之后,屹立了974年,在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昆明地震中轰然倒塌,而惠光寺和常乐寺也于清咸丰年咸丰六年(1856年)毁于兵燹,仅有西寺塔独存。直到50年后,光绪九年(1883年)才由总督岑毓英率士民重建了东寺塔。据现存的《重建东寺文笔塔暨忠爱金碧三坊碑》载,重建东寺塔时,考虑到其坍塌的原因是“旧基低下,土薄弗坚,”便将东寺塔向东移动了数百步。重建东寺塔工期四年(1883年秋-1887年冬),花费一万七千四百多两白银。于是,东寺塔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50年之久,重新矗立起来,再现了昔日风采。而惠光寺和常乐寺没有重建,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六
东、西寺塔是昆明地区保留至今最早的佛塔,也是最为为古老的建筑,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而且无论在造型艺术和景观构成方面,东、西寺塔在滇池地区建筑史和景观文化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们美丽伟岸的身躯,承载着一个古老王国神秘的历史,见证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与融合,记忆着千百年来昆明民间的传说故事,不愧为祖国的瑰宝。
1983年,两座古塔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保护这两件珍贵的文物,新中国时期,针对存在的问题,文物部门多次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83年对西寺塔的维修加固。当时,西寺塔显露多处面临塌毁的险象。经查明出现险象的原因为地基不稳。为此,对塔基采取了加固措施,用水泥管件加大基础面,并在塔基四周用钢筋混凝土浇灌成包套与原塔基紧密相扣,形成整体。同时,在塔内竖立钢架,塔外壁加筑圈梁,达到7级地震设防,并重置铜质塔刹宝顶和金翅鸟,恢复古塔风貌,增加避雷装置。此次维修采用了新材料和新工艺,增加了塔体的稳固,但无损其主体结构和风貌。
此后,鉴于东西寺塔周边被杂乱建筑包围,遂在两塔周边建成茶花园和梅园。2002年,又开辟了一条贯通东西的旅游文化步行街。把原来两座隔街相望的古塔连成一体,合成一个具有老昆明文化特点的景区。
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